背景導讀：新中國成立和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1949年10月—1956年9月）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成為掌握全國政權、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轉變。在這一偉大進程中，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自覺服從服務于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貫徹執行，成功地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新民主主義經濟方針
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官僚壟斷資本歸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新中國在對前國民黨政府的工礦企業、金融系統、貿易公司和鐵路、航運等官僚壟斷資本沒收、接管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了國營經濟。1949年底，國營工業的固定資產占全國工業固定資產的80.7%，擁有全國電力產量的58%、原煤產量的68%、鋼產量的97%，掌握了全國鐵路和其他大部分近代交通運輸事業以及大部分銀行業務和對外貿易。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是新中國主要經濟成分。掌握了整個國民經濟命脈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成為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為國家調節各種經濟成分提供了有力的物質手段，并決定著全社會經濟的性質和發展方向。
《共同綱領》確立了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使包括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內的各種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在“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下調整公私關系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采取利用和限制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對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實行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并扶助其發展的政策。
當時，由于解放戰爭尚未完全結束，交通中斷，物流阻塞，加之帝國主義封鎖等原因，許多私營工商業在經營中感到不少困難。他們雖然對推翻“三座大山”感到揚眉吐氣，但許多人對共產黨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心存疑慮，擔心被“共產”、被“清除”。因此，一度出現私營企業開工嚴重不足，一些大資本家出走香港、國外。
針對這種情況，黨和政府積極對他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安排他們的代表人物參加各級人民代表會議、政治協商會議以及擔任其他領導職務，使之了解黨的政策，同時在發放工商貸款、提供原料、收購成品、委托加工等方面對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工商業大力扶持，使私營工商業在短期內恢復了生產經營，并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聯系。
與此同時，黨和政府堅決地打擊投機資本取得勝利之后，又對全國財政收支、物資調度、現金管理實行三統一，結束了自抗戰以來連續12年的惡性通貨膨脹，為安定人民生活，恢復發展國民經濟創造了有利條件。
1950年春，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周恩來批評了對民族資產階級強調斗爭和限制、要求提前消滅資本主義的錯誤思想。會議指出，無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對民族資產階級都必須執行既團結又斗爭，斗爭為了團結的方針，并強調在目前要特別注意同民族資產階級搞好經濟上的合作，以鞏固政治上的合作。
6月，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把合理調整工商業，列為爭取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重要條件之一。中央確定，在“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下，抓好調整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和產銷關系，重點是調整人民政府和國營經濟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關系。調整的措施包括擴大對私營工商業的加工訂貨和代購代銷，調整稅收負擔，加強貨幣投放等。通過調整，幫助合法的私營工商業渡過了難關，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城市工商業迅速恢復。1951年形勢更加好轉，私營工業生產總產值增長39%，私營商業銷售額增長38.7%。
1950年6月8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調整公私關系的有關文章
“五反”中的統一戰線工作
1952年，廣大群眾在“五反”運動中檢舉不法商人
資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滿足于用正常方式獲得利潤，力圖用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等非法手段獲取暴利。1951年12月，中共中央開始在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開展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主要內容的“三反”運動。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首先在大中城市限期開展“五反”斗爭的指示》，要求首先在大中城市中，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本家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的資本家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斗爭。
當時，極少數私營工商業戶的違法亂紀行為十分嚴重，情節惡劣。一些不法資本家在承建國家工程、完成加工訂貨任務中，偷工減料，弄虛作假，以次充好。特別是在運往抗美援朝前線的軍需物資里，竟有不法資本家制造和販賣的變質罐頭食品、偽劣藥品、帶菌急救包，造成一些戰士用后致病、致殘甚至死亡。上海大康藥房老板王康年，行賄騙取志愿軍購藥款項達3億元(舊人民幣)，將失效藥品供應正在浴血奮戰的抗美援朝前線，而前線急需的藥品又卡住遲遲不肯發貨。顯然，開展這場“五反”斗爭是必要的。
開展“五反”運動的目的是打擊資產階級的非法行為，劃清合法與非法的界限，把資產階級的經濟活動納入《共同綱領》的軌道。運動初期，中共中央明確指出，要注意采取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由于策略正確，在斗爭中迅速形成了“五反”的統一戰線，打擊的重點是極少數“五毒”俱全、完全違法的不法資本家。在運動后期進行處理時，中央制定了明確的原則，即“過去從寬，今后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把私人工商戶劃分為五類，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違法的、嚴重違法的和完全違法的”，實行區別對待，把打擊面限制在極少數完全違法戶。由于運動限期展開，來勢迅猛，曾發生斗爭面過大和逼供信的情況，但在后期定案處理中基本得到糾正。
運動初期，理論刊物《學習》雜志曾連續發表署名文章，根本否定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仍有積極性的一面。毛澤東從思想理論上到具體政策上及時批評和糾正了運動中“左”的錯誤。經過“五反”運動，打擊了不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對工商業者普遍進行了守法經營的教育，推動了私營企業中建立工人監督制度和實行民主改革，鞏固了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經濟的領導地位。